第59章

比如，单亲比之双亲，就可以更大限度地保持对孩子教育上的一致性。海辰便是一例。

为了海辰，我想让彭湛来；同样是为了海辰，我想让彭湛走。可是，怎么让？下过几次决心，话都到了嘴边，说不出来。好几次，看到海辰又和他爸爸一起窝在电视机前，晚会、广告、电视剧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道理怎能敌得过榜样？ ），看到他小油条似的在我和他爸爸的不协调中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的时候，看到我们家以前的生活秩序、我自认为是健康规律的生活秩序已然遭到了致命摧毁的时候，便反复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学好十年，学坏三天，海辰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最后，我做出了决定，他留下，我们走。

那天晚上，海辰睡了后，我对彭湛说我得带海辰回家一趟，我母亲想海辰了；他走的时候把门锁好就可以了，钥匙给对门邻居；还告诉了他饭票在哪里饭盒在哪里食堂几点钟开饭等等。

半个月后我带海辰回京的时候彭湛已经走了，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将屋子恢复到了他没来之前的水平。晚上，看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家，心里头像水洗过般的清亮。上床后，照例要和海辰聊一会儿天儿，这种聊天通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琐碎拉杂想哪说哪，这一次我们聊的内容却比较重大，是关于他的父亲。

“海辰，想不想爸爸？”

他叹了口气，若有所思：“他老是喝酒，睡觉，看电视，什么忙都帮不上。”

“那干脆和他离婚算了。”

“那他还是我的爸爸吗？”

“那当然啦！”

他没马上回答，我等待着。他终于开口了，说的是：“算了吧。凑合着吧。”

我的心沉了沉，但是再也没说什么。我必须耐心等待，等到海辰能够接受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他和小吕。爱情决不比亲情更高尚更神圣，这二者起码应当是平等。加上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的承受力远远大于孩子，所以在这件事上，不管愿不愿意，我们，我、彭湛和小吕，都得以海辰的感受为主。

第五部分

母亲病了。

那一段我正好在家。确切地说，是在军区通信总站代职，半年。总站离我们家乘车二十分钟的路，领导做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让我能够兼顾孩子。我通常是早出晚归，当部队有什么重要事儿时，就不归，晚上海辰由小英带着。五月下旬，母亲感到右腿膝部疼痛，后来就开始肿。去医院挂专家门诊，说是类风湿，开了些有关类风湿的药回来；母亲和我们都想，要是类风湿就不算什么了，慢性病，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只是腿疼得蹊跷，越来越疼，皮儿都疼，不能挨，手一挨就疼。六月下旬，母亲开始发烧，低烧，伴有咳嗽，但是没有任何人想到把它和腿疼联系到一起，都以为是感冒。正好之前海辰感冒过一次，就想当然认为是海辰传染了姥姥，就拿些感冒药来吃，却总也不好，烧依然是低烧，咳嗽重了，喘，呼吸困难。好不容易说服母亲去医院——母亲最不愿去医院——透视没发现问题，于是坚信就是感冒，可能由于是热伤风，不易好。当时我正在通信总站参加长话连的一次军业务考核，那些天晚上就住在连里，我不在的日子，夜里小英由楼下搬到楼上陪着海辰，于是楼下就剩下了母亲。妹妹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回家去住了，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家。

母亲盘腿端坐床上，两手支撑在身体两侧，几天不见，脸都有些肿了。问母亲怎么回事，说是喘不上气来，憋的，夜里睡不好。拉过母亲的手来，发现由于用力支撑身体，手背关节都被凉席磨出了一层黄色硬皮。后来，后来的后来了，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妹妹告诉我，那些天母亲夜里憋得躺不下，就一直那样坐着，妹妹几次说要把我叫回来，母亲不让，说我这次是带着任务回来的，压力大，“姐姐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我能帮帮她就尽量帮帮她。”

在我的动员下、也是母亲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又去了医院。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检查结果是，中心型肺癌，三十四厘米大，并已向纵膈转移。

母亲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天。

那四十天是那一年里最热的四十天，我们姊妹六个部地、力以赴地扑了上去。

听说北京海军有位抗癌明星也是肺癌，从发病到现在已活了二十年，我们千方百计将电话打了去。那人说，他刚诊断出肺癌时就已是晚期，决定手术，打开胸腔后发现，已多处转移，医生什么都没做，又把胸腔关上了。后来他靠化疗，靠积极的生活态度，坚持到了今天，现在，肿瘤的原发灶都已钙化。这消息给了我们巨大鼓舞；妹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广告说有种膏药能治肺癌，五百元一贴，两贴见效，不假思索就将一千元钱寄了过去；妹妹家离医院较近就成了我们给母亲做饭的据点，妹妹家的煤气灶由于不停地炒啊，烧啊，炖啊，煮啊，加上天热，灶台的塑料开关都热熔掉了；病房里没有空调，我们轮班昼

夜给母亲扇扇子，到扇扇子也无济于事时，就想法给母亲的病房里装上了空调。按说这是不允许的，但为了母亲事先我们已经打通了所有的关节，从院领导到科领导到医生护士长到护士，我们都拜访过了关照到了。医生护士们劝我们说们这样不行，一下子“烀”上来不行，得做个长期安排，轮流来，否则这样下去，们受不了。我们一一答应着，但是谁也不肯轮流来，每个人都是天天来，哪怕没什么事做，只要能跟母亲待在一起。母亲睡了，我们就静静地坐着，等她醒来，有时便会把手放在她的脚上，轻轻摩挲。从前至少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从前我特别不愿意过分地跟母亲亲昵。

有一段时间母亲很好，呼吸顺畅了，腿也消了肿，不疼了。是在刚做了两次化疗的时候，正作用开始显现副作用还没出来的时候。那天中午我值班，海辰放在了妹妹家里，吃过饭后我有些困了，我说妈妈困吗？母亲说我不困，要困就睡会儿。看得出母亲不想睡想说说话，我就说我也不困。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中间有一人来看母亲，母亲不耐烦她的打断就半闭上眼睛做疲惫状令那人很快离开，然后又跟我聊，兴致勃勃。在窗式空调机习习的凉风中，母亲用一种在愉快中回忆不快时的口吻说：“本来以为这条腿好不了了，都僵了；又想，好不了，就锯掉，我有六个闺女呢，不怕！……以后，一年是得来医院几次，输输液。”母亲最终不知道自己患了癌，告诉她是肺炎，这是我们姊妹六个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母亲心脏不好。至今我为此后悔。母亲聪明坚强，她有权利有能力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我曾力主她去北京，她不去，可是，倘若她知道了真实病情，会不会去呢？做化疗也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一切都在欺骗中进行。最终正是化疗的副作用导致了她生命力衰竭。那次母亲同我还谈到了钱，显然她的头脑始终清醒，那些日子钱在我们手里都不是钱了，只要是母亲需要，花！流水一般。母亲心里都清楚，精力稍微好一些，她就要开始安排了。她说：“把的钱取出一半来，”我一向在母亲那里放有存折的。“把她们垫的钱都还给她们，报销之前，由咱们俩先垫支，解放一大片。”并显然地对空调也认可了，以前要给她安她一直不让，嫌用空调室内空气不好。“要安就安楼上吧，安楼下影响窗外的铁棂子。”我说要安就安分体式，分体式不会影响铁棂子，安那种一拖二的，客厅、母亲卧室各一。我说这些话时母亲眼里一直微微含笑，我说完后她没说话，默许。跟母亲说这些事时我是真诚的，投入的，同母亲一样兴致勃勃的。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在坚信奇迹，期待奇迹。

母亲很快就进入了衰竭阶段，衰竭到后来都感觉不到癌肿的疼痛了。

由于海辰还小，去医院照顾母亲的事情就多由姐妹们分担了，我每天除了去医院看母亲，大部分时间仍得同海辰一起。那一段恰逢八一建军节，干休所给老干部们分东西，有子女的由子女往家里运，没子女的由干休所的战士帮着运，到处是喜气洋洋的热闹忙碌。父亲母亲在这个干休所里口碑一向很好，与老干部、与左邻右舍关系也好。即使如此，降临在我们家的灭顶之灾于别人也不过是一番感慨嗟呀而已，什么样的个体灾难都影响不了整体生活的继续，人们该过节过节，该分东西分东西，旁人的苦难与己无干，无干到都影响不了一顿饭的食欲，我曾经也是那样的一个“己”，作为“己”时我对人人之间的那种深厚隔膜无体会，现在体会到了，体会得痛彻、惊骇。那些日子，我开始思索一个过去从未认真思索过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几千年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重复着生产、消费、活着、死去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活着而生产、消费，为了死去——至少客观上如此——而不辞辛苦地活着。然后又是新一代人的诞生，开始新一个完相同的轮回。跳出来看，远远地看，居高临下地看，不带偏见地看，人同动物，同植物，同一只蚂蚁一片树叶一粒微尘，有什么本质区别？人知道人的世界复杂精彩，焉知道蚂蚁的世界、树叶的世界甚至微尘的世界，就一定的不如我们？常常，看到奔碌的蚂蚁飘零的树叶我们的怜悯之心菲薄之心会油然而起：有什么意思啊它们？焉知道是不是还有一双别样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发出如我们一样的慨叹：有什么意思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