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飘落到深谷的幽微铃声

192x年，我二（戴望舒）

还是我来吧。也该到我了。虽然这一段我本来最好能忽略掉的。可是却也忽略不了。

我始终记得那天，黄浦江边，我在船上，她在岸上。绛年挥着她的小手，眼里有泪。真的有泪，我看到了的。后来，到法国一段时间后，一直到我从巴黎前往里昂之前，我才想到鳄鱼。尽管这个联想按理没法放到一个女孩子身上。可是我偏偏总是想到这个。奇也怪哉。

在轮船的汽笛声里，我把纸片折了一下，折成个小飞机，使劲向她扔去。越是使劲，越是到不了地方。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当时她张开小胳膊（其实挺细长的，而且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人胳膊之美，恰到好处产生美感的那种），向那纸片追去，伸出小手（解释同上），让纸片的飞机在小手边上滑翔，然后飘过，然后漂着，漂在江水里。我看见她的嘴唇，那晶耀的嘴唇，张了开来。可我自然听不见是什么从那里边出来的，就象她看不见我的纸片上写着什么一样。

我的纸片后来成了一个谜，引起了各方面的各种猜测和解读。我不去揭开谜底了，因为它已经漂着，沉下去了。有人说，我写在那上面的就是我那首叫《林下的小语》的诗。就算是吧。至少有点接近。我真的是这么写的，就是这首诗：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你在戏谑吧！你去追平原的天风吧！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这里面的“你”曾经写的是“我”。我改过来改过去。到最后，我甚至不知道是谁追谁了。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想再知道。不想知道，却又知道，那才叫一个痛苦。

事实是，到了巴黎，我的感觉就是自己走了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被大大地抛了出去。有很多只手，是很多只手一起抛的。它们都是用语言抛的。会说话的。有一只手说：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所代表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都到月球上星球上宇宙上去了。有一只手甚至是鲁迅的。这些手我后来都忘记了，因为后来我也一直尝试着回到地球上去（前提当然是，假如我真的到其它星球上去过了）。其实我写过赤色泣泪的《断指》，我写过国色悲壮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被那些人视为自我突破的诗，被认为可以让我和世界忘记雨巷的诗，甚至被那些人称为伟大。可是，后来我知道了，世界不仅仅有悲壮，不仅仅有伟大，也有缠绵到永远的雨巷。还是雨巷。到头来，几十年后，我还是雨巷诗人。那时候，那么多的抛物抛我的手，惟那只来自雨巷的手最让我痛得长久。一直的。直到我感觉不到痛的今天。

一开始，我一时进不了里昂的中法大学，因为我没有进过北京的中法大学。我在巴黎塞纳河边逛着，成天地逛着，在摊里，在堆里。我在巴黎的堆里，活在我崇拜的那些印象派大师的人群中，波德莱尔，耶麦，还有很多。我翻译过他们的不少首诗。一半的我活在塞纳河边的堆里，另一半的我活在中国，上海。《现代》杂志在那里诞生了，主编施蛰存规定我是主要撰稿人。《诗论零札》在那上面发表了。蛰存说反响很大。我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上海出版了。蛰存说反响更大。我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徐志摩之后的诗坛老大了。活在中国的那一半我里面，当然更多地是浸泡在她的酒坛子里的，那个橄榄味的酒坛子。

于是我写下了被另一些评论家评为之最，评为走出雨巷的新生的诗。比如《我底记忆》。我只能写记忆了。因为我只有记忆了。只不过，跟别人的记忆不一样，我的记忆是一个活物，是在我的眼前走着跑着跳着睡着的：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于是我又被国内那些个“家”们评为中国首位拟人化大师。其实不是我去拟人，而是它本来就不是人。它的哭，它哭了又睡，却都是为了我。

忠实于我的，除了记忆，再就是寂寞。尤其是那首被许多人称颂的《印象》：

是飘落到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早已坠入古井的暗水中林梢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的浅浅的微笑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地回到寂寞的地方

经法国诗人马尔洛推荐，我终于进了那用庚子赔款建的里昂中法大学。我知道，去了我这个“母校”。我凑巧地读到过中国当代一篇相关报导：昨天参观了里昂中法学院。1921年创立的里昂中法学院原名中法大学，曾于196年停办，在25年的历史中，一些留学生如蔡元培、戴望舒等归国后作出巨大贡献。可能还不止是知道。中国报导居然说我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巨大”的，而且，跟曾经如日中天的蔡元培并列。哈，这可是出了雨巷诗人的意外了。

可是不好意思。我很少走进那个建在山丘上的城堡。我称它为城堡。因为我不喜欢被关在哪里。我生活在太多的阴暗里，所以我反对阴暗。我完全没有去上过那里的课。我从巴黎走到里昂，其实是从一堆摊走到另一堆摊。后来我还走到了西班牙的摊，马德里的，巴塞罗那的，塞维利亚的。我没有坐到课堂里去的兴趣，完全没有。

原因如下：在离开巴黎前，我见到了章兄，然后跟章兄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或者几杯。他惊呼着：你还不知道？全世界也许就你不知道了！我一口喝掉了一杯咖啡，叫着跑堂。他说我的雨巷，那位施绛年，成天跟一个销售冰箱的年轻人同进同出，还手挽着手，还肩靠着肩。他还说，这个过程从我刚离开上海时就开始了。用上海话说，叫我前脚刚刚走。就开始了。一个卖冰箱的？我叫了起来。我好象并没有叫出声音来，我叫出来的只是：你胡说。我又喝掉了一杯咖啡。又叫了一次跑堂。

然后我又听到了同样的“胡说”，而且是从好几个、互相之间不一定认识的人的嘴里。

于是，我人到了里昂，心没有到那里。我进了学校报了到，那却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学校（除了通知我被开除的最后之后那次）。我还剩下什么？除了记忆和寂寞，我什么也没有了。摊还是那些摊，可我翻着的，无论是发黄的，还是散发着新的香味的，都只是被翻着，然后被放回去。我并不知道我翻的都是什么。只知道我翻过。

我也不再写信了。谁都不写，不给绛年写，也不给她的哥哥我最好的发小写。

我也很少写诗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尽管蛰存一直在鼓励我，逼我，他在给我的信里说：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以至目下的新诗都是模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可是我不想写，没有心情。诗人不诗人，大与不大，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翻译了很多，我一直在翻译，法国人写的诗，西班牙人写的诗。我挺喜欢西班牙现代学的，西班牙语是我自学的。我还会时不时地热血一番，在巴黎、里昂和马德里，我都参加过当地民众反法西斯的游行。有朋友说，这其实才是我被中法大学开除的主要原因。其实我参加游行，一部分是为了泄愤，另一部分也是为了泄愤。我有许多愤，有的我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有的或许并不知道，或许就是那寂寞的共生物吧。

然后我却不走了。中法大学校方命我三天之内离开法国，因为我根本没有去上过课。我却又在法国混了半年。真的是混。因为我的魂不在这里。哪里都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