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个恶人(第1/6 页)

二十年前的七月，渝州师范大学中系一班，毕业了个学生。这些学生，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平庸之才。毕业宴会上，我们互相祝福，连祝福也显得那样平庸，十年奔科级二十年奔处级之类。事实证明，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时至今日，只有一人当了中学校长，正科级，另一人当了某地革命物纪念馆馆长，副处级。绝大多数人做了中学教师，因为平庸，所以用功，十年过后，都在各自的学校成了顶梁柱，其中一个女生，还被授予“重庆市十大杰出教师”称号，受到隆重表彰。

该女生被表彰的当月，渝州师大举办五十年校庆。

正值暑假，我们当年的个人，6个到了场。缺席的那位，名叫杨顺城：男性，身高1米66，下齿两颗门牙朝外拱，一年四季留平头，平均半天刮一次脸，因为他浓密的络腮胡，能在一个钟头内长出来；喜穿灯笼裤、运动鞋；只要肩膀上没别的东西，就必然挎着一把吉他。

把他说得这样详细，并不是他很逗人喜欢。不是这样的。

念那阵，每到傍晚，他就背着吉他，提瓶开水，坐到中心花园的草坪上去弹，边弹边唱：“我可爱的她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她的消息……”他把吉他弹得那么好，显然是为了勾引女生的。女生们觉得，分明知道有人抛下了一条钩子，你还去咬，是愚不可及。自己再缺智商，也没缺到那个份上。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挂在钩子上的诱饵，不过是吉他弹唱。

四年大学，好些同学或长或短都有了恋爱的经历，没有这经历的，比如我，也在心里盘算：毕业后，去工作的地方找个女人，中规中矩、踏踏实实地过完一生。我们相信，天底之下，总有个女人愿意跟我们谈恋爱，愿意嫁给我们，并和我们一道，生儿育女，把光阴慢慢变老。

而他，杨顺城，却一直是孤孤单单的。

我是说，他的身体是孤单的，心也是。

他孤单得就像一具影子，没有温度。

到了大三下期，他跟同寝室的人也不说话。在路上，同学向他打招呼，他充耳不闻。只是偶尔，他会站定了，猛地盯你一眼，眼光锐如利器，寒彻肌骨，三伏天也冷得人打抖。

久而久之，就没人理他了。他在寝室睡窗口左侧的上铺，室友和他本人感到的唯一不便，是他需从下铺的床头上下。无论寒暑，一旦上床，他就把蚊帐放下来，将下摆在床边拶紧。渝州师大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的那种热法，没去过的人是不知道的，到十月份，睡到天亮，沸腾的汗水还从头发梢往下滴，我们都恨不得睡到野地里去，甚至跳进与学校隔着一片街区的嘉陵江，泡一整夜不起来，他却把蚊帐关得那么严丝合缝。他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洗漱完毕，绝不在寝室待过五分钟。

他就像一个隐身人，无形无迹地消融在他所处的任何背景之中，没有一丝生气。

连他走过的路，坐过的凳子，都浮**着阴冷的气息。

只有背着吉他走向中心花园的时候，他才会从背景中现身，人们也才会短暂地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们听他弹唱的最后几句是：“夕阳下山头，月亮挂枝头，晚霞更红。”

尽管不喜欢他，可他是班上的一员，如同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到场，就相当于我们的某根脚趾没有到场，即使不痛，也老是想着。谁也没料到，校庆聚会，几十个同学大老远跑到重庆，提说得最多的人，竟然是杨顺城。可真正拉开话头，才发现跟他是那样陌生。我们弄不清楚，念时，他除了上课、吃饭、睡觉、进图室、弹吉他之外，还干些什么？他老家是什么样子？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尽管读时我们不怎么谈论自己的家庭，但多多少少是要谈一点的，而杨顺城从没谈过。

幸好他有个老乡，刘畅。刘畅和杨顺城都是川东北宣汉县人，以前并不认识，成了大学同学后才认识的。大一寒假，两人乘同一趟火车回去，在县城下车后，杨顺城死活要拉刘畅去他家玩两天。

“那样子不像邀请，而是乞求，”这时候刘畅对我们说，“我不忍心叫他失望，只好去了。”

原以为他家离县城不远，没想到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在黄尘漫天的山路上，摇了六个多小时，才进入一个镇子。镇子被大山挤压，呈狭长的一绺，走路时甩手的幅度稍大，就会碰到两边的山壁。杨顺城对他说：“我们吃点东西再走。”还要走？刘畅后悔死了，他家的方向，跟这里完全相反。

杨顺城生怕他转身回去，说不远了，真的不远了。

在街边的饮食店里，各吃了三两挂面，又上车。

这次坐车很奇怪，杨顺城没领他往车站走，而是去了菜市场。反正就一条独街，菜市场也在街边，远远地，看到一辆蓝色小货车，杨顺城兴奋起来：“我就知道他们这时候要来买菜。”而那辆车的车身上，分明写着“七里沟监狱”几个字。刘畅觉得神秘，还隐隐约约觉得害怕，当然也越发的后悔。

买菜的师傅，穿着白褂，像个医生，只是褂子很脏，前胸后背，都油腻腻的，糊着黑灰。他正把一蛇皮口袋南瓜往车厢里扔，见到杨顺城，说顺城放假哪？那口气就像杨顺城一直在镇上读。杨顺城说：“李叔叔，我放假了，这是我朋友。”听到朋友两个字，刘畅皱了一下眉头。

尽管是老乡，两人接触并不多。进校不到两个月，杨顺城就买了吉他，拜高年级同学为师，刻苦用功地学，把指头都弹裂了。而刘畅跟许多同学一样，高中读得太苦，进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让自己放松，提到课本之外还要学什么，不仅心理上拒绝，生理上也有反应：发干呕。

货车只能在副驾坐一个人，杨顺城让刘畅坐了，自己爬进斗厢，与蔬菜为伍。半个多小时后，到了。杨顺城跳下来，身体里渗出一股白菜萝卜正在腐烂变质的气味。他身上不是现在才有这股味儿，刚进大学那阵，他的室友，还有跟他同过桌的，都说他有这股味儿。看来，他从小就喜欢搭乘这类购物车，到镇上玩，那股味道，已经浸入他的皮肉，成为他自己的味道。

他爸爸在七里沟监狱当保安科长。

如果不想到它是监狱，你会觉得，这里的风景多么秀丽。冬日里，围墙外的山野木叶尽落，在冰冷的夕阳照耀下，光秃秃的枝柯懒心无肠地伸向天空，但刘畅凭简单的想象，就知道春天一来，这里该是怎样的流光溢彩，百鸟翔集，到了夏秋，又该是怎样的郁郁葱葱，层林层染。到处都很静，静得能听见静的声音，围墙之内更是，分明只有两个人走路，却像来了一支队伍。远处，一个剃了光头、穿着囚服的年轻人，在打扫卫生，扫把与地板摩擦的声音，如河水奔流。

杨顺城对那人视而不见，刘畅却有一眼没一眼地看过去。他只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囚犯，因而只敢躲在杨顺城身旁，偷偷看。他生怕自己的眼睛跟囚犯的眼睛对上了，囚犯就会冲过来，扼住他的咽喉。

杨顺城注意到了刘畅的神情，大踏步朝扫地的囚犯走过去。还有二十米远，囚犯就将扫把一扔，双手紧贴裤缝，规规矩矩地立正，嘴里还说了句什么，刘畅没听清，好像是向领导问好。

那人个子很高，骨骼粗大，杨顺城站在他面前，就像一把竖着的干柴。但这把干柴举起右手，伸出中指，把那人的下巴顶了一下。那人铮的一声，站得更直。其实他已经够直了，现在的直，是被铁匠锻打的那种直，下巴尽力上扬，棕色脖子上的喉结，像马上就要滚落下来，脸朝后仰，与天空平行，仿佛在察看天空是否干净，是否也需要他打扫。夕阳只剩下猩红的意象，天空越压越低，乱云飞渡。

杨顺城一句话没说，回到刘畅身边。

两人穿过槐荫夹道的水泥路，继续朝前走。走到一处墙皮剥落的楼房前，马上就要拐角的时候，刘畅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那个人，依然保持着那种姿势，纹丝不动。

时过多年，刘畅也无法把那个人、那种姿势，从自己的眼睛里洗去。回到学校后，他之所以没说自己去过杨顺城的家，这么多年，他也没向任何人——包括他老婆——说起过，就因为在七里沟监狱见到的第一个囚犯。刘畅的个子比那囚犯还高，能清晰地看到囚犯望天时的眼神：畏葸、恭顺、疑惑、寒冷、坚硬……他说那眼神是道不尽的。他想把它的性质分辨清楚了再告诉大家。

可他至今也没分辨清楚。

要不是同学们知道他跟杨顺城是老乡，逼迫他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还会沉默下去。刘畅相貌英俊，是那种不明朗的英俊，平时话不多，也不怎么笑，为人处事，老是温吞吞的，即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人通常所具有的好奇。世界在他眼里，就像一张烙饼，翻过来是这样，翻过去还是这样。

但既然已经说开了，当然要从头至尾地说完。

那次，他在七里沟待了一个晚上，半个白天，始终没见到杨顺城的父亲。他父亲到两公里外的煤矿去了。七里沟原本是煤矿，20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杨顺城出生的前后，这里建了监狱，煤矿也收归监狱所有，押送过来的服刑人员，都下井挖煤。监狱抢了当地人的金饭碗，彼此间几十年来纠纷不断，就在杨顺城放假回来的前两天，上百名当地人砸烂铁轨，拦下运煤车抢煤。杨顺城的父亲带着手下，驻扎到矿井外面，维持秩序去了。听说双方发生了械斗，且双方都有人挂彩。

听到这消息，杨顺城就当没听见。

不满七岁，他就跟父亲到了监狱，监狱成了他的家，犯人越狱，并因此遭到击毙，包括狱方和当地人的流血冲突，在他听来都稀松平常。他也没有想见父亲的念头，更不为父亲担心，只是请去矿井增援的人，给父亲带个口信，让把钥匙拿回来。然后带刘畅去食堂。刘畅一点不饿，但他觉得特别无聊，除了吃饭，也没啥别的事好干，就吃了一大碗。饭菜的气味儿，和杨顺城身上的气味儿差不多。

天黑过后，有人把钥匙带给了杨顺城。带给他钥匙的人，并没有带回父亲的一句话。

杨顺城的家在职工宿舍楼的三层上，两室一厅，磨石地板。刚打开门，刘畅就闻到一股臭气。这股臭气跟大学男生宿舍里的臭气一模一样。一张黑皮脱落的沙发，怪模怪样地横亘在客厅中央，沙发上堆满皱巴巴的衣物，还有一只旅游鞋，淡红色的鞋垫，像舌头那样伸出一半，鞋垫上的脚皮，舌苔般扎眼。走进屋，才发现中间有面墙是凸出来的，一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靠着那面墙，放在一张方凳上，与沙发的距离不过半米。给人的感觉，杨顺城的父亲看电视，是抱着电视机看的。

这明显是缺乏女人的家。

杨顺城的母亲呢？

他曾含糊其词地说过，他有个姐姐，但六岁过后，他就没见过姐姐了，现在，即使姐弟俩在街上碰见，彼此也认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跟姐姐分开？姐姐是被母亲领走了，还是被别人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