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第1/3 页)
我们这座城市，地势起伏，类同山城，出门来，不上就下，腿练得好，腰扭得好，自古以来，都不大出胖子。因此，胡坚就格外引人注目。胡坚的胖是躺出来的。他从小就喜欢躺，连走路，也把肚腹挺起，上身后倾，给人随时准备躺下去的印象。为此，他没少受父母和老师的责罚，老师为改掉他这毛病，总把他编在最后一排，让他站着听讲；父母更是苦心孤诣，家里不备沙发，不设靠背椅，有靠背的椅子，也将靠背拆掉、锯掉。但这毫无意义，哪怕只有两分钟空闲，他也会走向卧室。为堵住那条路，父母在夜里九点之前，把两间卧室门都锁着。然而同样没有意义，在这个世界上，能供人躺的地方是很多的，不让往**躺，可以将几张凳子拼起来躺，还可以直接往地上躺。有回母亲发了狠，命他在**躺三天三夜，饭给他送去，屎尿为他接走，母亲说：“我把你当成我的老人来服侍，你就躺吧，躺三天三夜还嫌不够，就给我躺七天七夜！”结果，他那回躺了四天四夜，母亲就扛不住了，简直要疯掉了，扯下他的铜头皮带，闭着眼睛就一阵猛抽。皮带把卧室里污浊的空气打得尖叫。
他完全不能理解，父母和旁人，为什么把他喜欢躺，当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他躺在**看，做作业，思考他那个年龄能够思考也愿意思考的一些事，总之啥也没有耽误。他的成绩一直拔尖。这是事实，我可以作证。我跟他是高中校友，比他低两个年级。入学不久，我们就知道高三有个胡坚：那年九月，全国举行数学竞赛，他得了同组第七名。我们金昌市，唯他进入前十，其余都在百名之外。高中毕业，他又以金昌市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某名牌大学，成为金昌一中建校以来最厉害的角色。也因此，他的缺点，全成了优点，教过他又来教我们的老师，一堂课总要花好几分钟时间，讲他的轶闻趣事，最津津乐道的，自然是他的“躺”。老师说，胡坚是一匹马，一匹身材壮硕日行千里的骏马，从形态上看，马是躺着的，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言，世间凡躺着的事物，比如路、马、车，目标都指向远方。老师又说，胡坚觉得世界跑得太快了，他要让世界慢下来，所以喜欢躺；胡坚喜欢躺，但你们不能躺，你们纵有胡坚的志向，也没有胡坚的天才，不吃不喝地追赶时间，还看不到时间的烟尘，闻不到时间的汗味儿，怎么能随便躺呢？老师的话前后矛盾，但这无关紧要，他们的目的，无非是炫耀自己的高徒，对此我们能够充分理解。
隔三岔五，胡坚就给母校老师写信，收到信的老师，无论在岗与否，阅后都郑重地上交校方，校方再将其张贴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那些信我全读过，一看就知道是躺着写的，字通通朝后倾斜，从一笔一画当中，我能闻到被子的气息，蚊帐的气息，还有我不熟悉的北方的气息。
几年过后，胡坚毕业，回到市里，在市委宣传部上班。
这令我们非常失望。我们都以为，他会留在北京，甚至漂洋过海。他早已成为传说，传说自然越远越好，远到没有烟火气，只有一束若隐若现的光，供我们谈论和仰视。谁知他回了市里。我在本市理学院读的大学，毕业后在晚报社当编辑，报社和市委大院，相隔一条马路，我经常看见胡坚从马路对面恢宏的拱顶门进出。他走路的姿态，跟念时没有丝毫两样。只是身体更胖了些。作为南方人，1米2的个头，并不算矮，但因为肥胖，也因为似要将身体折叠起来的后仰，使他显得很矮；连他身上的衣裤，包括领带在内，也习惯了躺的姿势。风从街面掠过，树叶、旗幡、广告牌，都迎风而动，行人的头发和衣衫，也顺风飞舞，只有他的，往上飘；他躺着的那部分，是吹不动的。他目不斜视，更不围观，即使几米开外发生车祸，爆出巨响，闹出血案，他也不会转过头看看。生活在他那里，只是与世隔绝的幻觉。但有回他从我们报社门前过，手里竟破天荒拿着两根刚从市场买来的黄瓜（不是竖着拿，而是横着拿），我想，这一定是他父母的再三交代，实在推脱不过。
对他回到市里，没有谁比他父母更伤心，也没有谁比他父母更放心。金昌作为一省的边地，东、西、北与另三省搭界——这意思是，它与谁也不搭界，脏乱差远近闻名，早被称为“光灰”城市，光灰，就是只有灰；且处在地震带上，隔那么三年五载，就闹一场地震，虽是小打小闹，只在1916年震死过二十多人，但山川河流，高楼大厦，该有一双怎样的巨臂才能将它们摇动？每念及此，再镇定从容的，也会产生孩提时才会有的恐怖联想，加之最近十年来，市里每年都搞防震演习，提醒大家：脚下的大地是可以坠落的。这感觉相当不好，稍有办法的人，都会拍拍屁股，溜之大吉。市里有个画家，通过将近五年的周旋，终于调到另一座城市，走到边界上，他下车来，转过身，朝着金昌市撒了泡尿。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他恨那个地方。胡坚以状元身份考到京城，尽管还是学生，但谁都认为他事实上已经远走高飞，结果还是回了原籍，在金昌人看来，这不仅是不自然的，还是丢脸的。父母就为这个伤心。——让他们放心的是，胡坚几无自理能力，回到身边，他们可以照顾他。但究竟说来，父母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将来找个媳妇，是怎样一个人还很难说，哪怕是再好的媳妇，也不可能做到像父母这样的巴心巴肝。去北京读那阵，学校有食堂，饿了，他总知道去食堂；现在，机关里也有食堂，满街满巷还有餐馆酒楼，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吃在外面。一旦父母闭眼，他也没那么多钱去外面吃喝。父母都是化馆的普通职工，为送他读大学，油已熬干，没什么遗产留给他，他们想趁自己还活在世上，让他知道菜市场在哪里，知道天然气炉该怎样打，怎样关闭。
然而，就像当初纠正他别随便躺下一样，可以说毫无成效。父母的焦虑和失望，可想而知。在他们的理想中，除了希望儿子懂得怎样生活，还希望他懂得怎样进步。进了市委机关而不追求进步，差不多等同于罪恶。机关里竖着一台天梯，你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你不往上爬，就只能永远充当垫脚石，永远去看别人的屁股。要论学历的含金量，从科员到记，无人能与胡坚相比，他念的不仅是国内顶级大学，成绩还样样是优，这样的人才，理应受到重用。而所谓的重用，是人来用你，不是凭和成绩来用你。你没别的能耐接近权贵，至少嘴巴要放甜些，步子要放快些，脑子要放灵光些，这样别人才可能把你往他的篮子里搁，关键时刻，也才会把你从篮子里拎出来，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去。
可胡坚倒好，在宣传部上班一年多，连几个副部长都没认清楚！
他刚进宣传部的时候，领导对他寄予厚望，上班不到半月，就遇上省里的艺汇演在金昌举行，开始市委记没准备出席开幕式，更没准备讲话，但省长临时决定前来参加，市委记便马上组织讲话稿，他没让自己的秘写，而是点名让胡坚写。胡坚只用两个钟头就交了卷。市委记没作任何反馈，直到开幕式那天上台讲话，胡坚才知道，市委记讲的，没一句是他写的。类似的经历还有过两次，一次是给宣传部部长写，一次是给分管教的副部长写，略微不同的是，副部长那次把他叫进了自己办公室，让他修改，说小胡啊，你在名牌大学混了几年，写的东西怎么没一点儿高度？副部长并未指出应该具有怎样的高度，胡坚闷头闷脑地改了两遍，结果是副部长把他的稿子扔进了字纸篓。
谁也不知道胡坚是否为此难过，但迷惑肯定是有过的。
我听他的同事说，有好几天时间，胡坚都在默默地翻阅件，主要就是查看领导们的讲话稿，件里不好查，就到电脑上去查，反正市领导的讲话，都在日报上全登载过，也都上了网，查起来很方便。他不仅从电脑上查出来，还下载了，将若干篇讲话放进一个档，反复比对、研究，看领导们需要的高度在哪里。研究了几天，别的啥都没明白，只明白了一件事：领导们今年的讲话稿，和五年前乃至十年前的讲话稿，是大同小异的。他把部长关于繁荣戏剧创作的两篇讲话，相同的句子拉红，结果拉红的部分占了整篇讲话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而这两篇讲话相距七年。
胡坚由此安下心来。人们说他脱离现实生活，可他觉得自己跟领导相比，与现实不是离得太远，而是贴得太紧，紧得都有些发烫了。他有了更加可靠也更加强大的理由，龟缩进自己的天地，连买两根黄瓜这样的事情，也不愿再做。父母由焦虑失望变为痛心疾首。他实在太幼稚，分不清现实生活有许多层面，领导有领导的现实，百姓有百姓的现实，就如同在一个池塘里，你能说水的现实和鱼的现实是一样吗？能说鱼的现实和浮游生物的现实相同吗？你胡坚，不去理解领导的现实也就罢了，还以为浮游生物的现实跟鱼的现实没有区别！
父母毕竟是知识分子，知道反省，觉得儿子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当父母的有责任。胡坚小的时候，他们只注意纠正他的行姿坐态，这是治标，不是治本。而究竟什么是本，他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只是觉得，应该让儿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洗碗，洗自己的袜子和**，而这些事，胡坚从来没有干过。他也从没给父母递过筷子，没给父母添过饭，就连他自己的筷子掉到地上，也不知道起身去换一双，而是等着父母给他换来。他在活着，却没有生活，不懂得一盘豆芽、一碟佐料，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连基本的生存都不会，又怎么可能要求他去理解比生存复杂一万倍的生活呢？
那年春节，父母再次发狠，去了重庆合川，丢下他一个人在家里。合川是他母亲的娘家，与金昌市相距300多公里。老两口在合川从除夕待到正月初四，回来后发现，儿子躺在**看，床头柜上放着一口大碗，碗里装着黄褐色的颗粒，他边看，边把那些颗粒拈起来，塞进嘴里，嚼得脆响。母亲走进去一看，天哪，这不是鸡饲料吗！刚进腊月，他们就在阳台上养了只大公鸡，同时买了一大袋饲料，准备把鸡养到春节再杀来吃，走得急，加上心里有气，就把那只鸡忘了，结果胡坚连续吃了五天鸡饲料，把小半袋饲料都快吃光了。而拴在阳台上的鸡，已经饿死，头朝向客厅的方向，嘴壳张开，尖而苍白的舌头，挺立于喙的正中。很显明，它在临死的那一刻，还在向主人渴求食物，还希望发出最后一声鸡啼。
这件事被母亲嚷出来了。当然不是故意嚷出来的，而是太过惊诧，声音未免大了些，就被邻居听了去。邻居说给单位上的人，单位上的人再说给自己的熟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风靡全城。城市就那么大，经不住几股风吹的。人们看上去忙忙碌碌，风风火火，事实上，每天的日子都千篇一律，着实需要一些这样的稀奇事，给日子注入养分，让我们苦中作乐地过完一生。当然，如果胡坚没有得过全国数学竞赛第七名，没有以本市状元身份考到北京去，现在也没有在市委宣传部上班，一句话，要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和知名度，这事也不会传得那么快，范围也不会有那么广。
毫不夸张地说，他成了我们市的笑柄，成了懒人的代表、高分低能的典型、废物的代名词。不管跟胡坚认不认识，同事间互相开玩笑，都以胡坚作比，“听说你老婆出差了，”他们会说，“你老婆给你买的鸡饲料够不够啊？”那些自家孩子读成绩很差的，也终于有了自我安慰的药方：“成绩好有屁用，将来只有吃鸡饲料！”市电台甚至搞了一档听众参与的节目，题目是：“张三（很仁慈地把胡坚换成了张三）的鸡饲料仅够他吃五天，而他父母要十天半月才回来，他该怎么办？”听众参与十分踊跃，给“张三”想出的办法也千奇百怪，比如让他睡进冰箱急冻室，再比如让他趁这机会练练辟谷功，当然，更多的是让“张三”饿死算了，因为他反正是个废物了。
我后来听人家说，关于胡坚的笑话，连教过他也教过我们的老师也在传。
我没去证实，不敢肯定。我已有三年多没进过金昌一中的校门，胡坚的笑话出来后，就更不愿进去了。老实说，我怕。考上大学特别是参加工作过后，我发现，要提到三年高中生活给予我最多的收获，不是课堂，而是橱窗。橱窗立在校门内长廊一侧，高2米，宽3米，顶端掩映着洋槐树婆娑的枝叶，春天里，白得晃眼的花串子，从枝条上挂下来，香气和着鸟鸣，在四周弥漫，很多时候，我分不清泌人心脾的香味和春水般清澈的鸟鸣声，是来自头顶的绿荫，还是来自橱窗内的信。那都是平平常常的信：“何老师，我昨天看到几个退休教授打门球，有个人长得特别像您，我知道不是您，但还是把他当成了您，于是叫了声何老师，谁知道他真的姓何！”诸如此类的，实在太平常了，可以说没有一点意思；但那是对别人，对我，却意义非凡，在我看来，不仅那些躺着的字有意思，连每个标点都有意思。在胡坚之后，凡在金昌一中读过，且多多少少混出了一点名堂的学生，对贴在橱窗里的信件都印象深刻。当胡坚大学毕业，不再给母校老师写信了，学校便把他的所有信件用镜框装裱，挂在教学楼的大厅里。我读大四的时候，寒假去过一趟母校，看到过那一排悬着红色穗子的镜框。——而今，我是说，胡坚沦落为笑柄之后，那排镜框还在吗？我心里害怕的，就是它不在了。
胡坚本人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他父母变得厉害。胡坚考上大学那阵，他父母是红人，高考分数下来那天，学校扎了彩车游街，车头贴着血红欲滴的“状元”二字，敞篷车厢里，站着胡坚和他父母，此外还有校长、管教学的副校长和胡坚的班主任。胡坚立于正中，父母分列两侧，胡坚懒洋洋的，像是很疲惫，他父母却红光满面。收到录取通知，再次游街。金昌市历史不短，化却很寒碜，有史可考的，是明代有个叫马鑫孝的人，在乡试中中过举，但也止步省城，谁也没像胡坚这样，上达京都，求学于国内顶级学府。第二次游街，他父母不再红光满面，却把头昂得像要把天捅破。那之后有段时间，他父亲跟同事说话，竟抛弃乡音，蹩起了普通话，没蹩几天，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与自己疏离，才及时地把吃饭不说hi饭，而说qie饭，把白酒不说i酒，而说a酒。但那种内在的昂扬是保留下来的，两口子说话都明显放慢了语速，且都有了动不动就跟人握手的新习惯……现在，他们都变得正常了，随便跟人握手的习惯也早已改掉了；不正常的是，两人目光躲闪，像欠了别人什么东西，头发也白得扎眼，一根一根地白，义无反顾地白，能让人分明感觉到它们白的速度和力度。
再好笑的笑柄，日子长了，也就不好笑。城市不断扩张，人口飞速膨胀，胡坚被彻底淹没，成为不起眼的尘埃。在手机段子和网络上，每时每刻的新鲜事可谓层出不穷，只要你愿意，就会在第一时间，知道非洲有象鼻男，日本有蟑螂女，知道某国际影星在做小演员的时候，跟单位上的司机睡过觉，知道某国国王，竟亲自开车去约定地点接受贿赂，知道某著名球星的模特女友，私处做了什么身，知道某钢牙利齿的欧洲男人，打广告招募愿意被他吃掉的男女，竟有二百多人报名，事情败露时，已被他吃掉五十多个……熟人见面，包括喝茶、吃饭以及上班的间隙，都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些事情。比较起来，胡坚的那些事简直就不叫事。关于吃，别说吃鸡饲料，哪怕像那个欧洲男人那样吃人，也太古老，太原始，太本能，太缺乏时代气息了。那个欧洲男人之所以还被谈论，主要是因为人们愿意让他吃，大家谈论的，是“人们”而不是他，那些勇敢的“人们”，静静地揭示着吃人史的部分真相，因而是有价值的，至少是新鲜的，可胡坚的故事毫不新鲜：上数两辈，甚至只需上数一辈，要是能吃到带着微微苦香的鸡饲料，已是天赐福恩，那时候，鸡吃的是土坷垃，是虫子，人吃的是树皮草根，是马粪，是观音土，我们血液的流动声里，回响着这些物质阴沉的歌唱。
胡坚成了不被谈论的人，成了这个市里可有可无的人。
当然，对我们许多人而言，于这个波涛滚滚的世界，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亲人认为自己重要，然而胡坚的亲人会这么想吗？他父母只要出门，就脚步匆匆，生怕别人问起他们的儿子。其实没有人问了。不要说跟胡坚素不相识的，就是我们这些校友，也越来越少地想起他。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介入了他的生活，我也会把他忘记。
这个人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的学生，不管家在城区还是郊外，都住校，我俩住同一间寝室。她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叫杨小红，她一度对自己的名字深感厌恶，觉得父母取得太土，太随意，太不负责任。高一上学期，她将小红改成晓红，又改成晓虹、小泓、小鸿，不管怎么改，都脱不了小红这个音——这是她的底线，她不能让父母叫了她十七年小红，又换成叫别的什么，那不仅别扭，还是对父母的不孝。她就是这样看的。到高一下学期，她终于认命，叹着气，把作业本上的晓虹、小泓和小鸿，全都还了原，变成小红。除对自己名字纠结过一阵，小红是我见过的最没心没肺的人。她唱歌左得要命，但班上搞什么活动，叫她唱她就唱，第一句出来，调子就从东跑到西，同学们哦嚯哦嚯乱叫，她以为是欢迎她，唱得越发起劲。她喜欢打篮球，高二有段时间，她在篮球场上跟高三一个男生认识了，而且恋爱起来了，恋爱只偷偷摸摸持续了两个月，那男生就以学习太忙为由跟她吹了，那天她跑到校外的金昌河边，摘了一枝胭脂花回到寝室，坐在**，把花骨朵一片一片地撕，撕一片，扔一片，每扔一片，就向我哭诉一声：“他不要我了，呜呜呜，我咋个活嘛，呜呜呜……”
她没能考上大学。她是我们班没能考上大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就读的理学院，位于城北金刚山上，山丘低矮，顶部地势开阔，但郁郁葱葱的林木，把学院和城区隔开，自成一个世界，我不知是喜欢这样的环境，还是想给人造成求学远游的印象，连周末也不下山，只在假期才进城跟父母团聚，也才有机会跟杨小红见面。小红的母亲经营了一家炒货店，她在母亲的店里帮忙。店铺在滨河路上，傍着金昌大桥，桥东是店，桥西是一家京剧俱乐部，唱京剧的都是退休老人，老人惜钱，很少照顾她的生意，只有等到黄昏降临，年轻人出动了，生意才好一些。夜里七点到十点，是黄金时间，小红忙，也就只忙这三个小时，进货是母亲的事，板栗和瓜子都是现炒，那同样是母亲的事。不是小红不愿意做，而是母亲不放心她做，母亲觉得，女儿的神经少一根弦，去进货绝对吃亏，炒板栗和瓜子，是特别需要拿捏火候的技术活，母亲也担心女儿做不好。
当我读到大三，寒假跟小红相聚，她悄悄地、长时间地给我谈起她的个人问题。她比我年长半岁，我读大三时，她就快满二十二了，的确也到了谈论这事的时候。
那年春天，她又有了一次恋爱。男方叫孙浩，孙浩对她说：“待在金昌太没意思，我们去广东打工吧。”她不想离开父母，但孙浩远走他乡的愿望十分迫切，说你不去算了，我出去干两三年就回来，回来后我们马上结婚。孙浩走了不出一月，小红也跟去了。她忍受不了对他的思念。她爱一个人，就掏心掏肝地去爱。她进了孙浩进的那家公司，位于湛江某地。两人不住公司的集体宿舍，去外面租房，同居了。这样过了些日子，她对孙浩说：“浩子，我们不如回去把结婚证办了。”她的“浩子”支吾其词，因为他爱上了公司里另一个名叫王新月的女孩，而且跟那女孩有过多次约会。几天之后，孙浩正式跟小红提出分手，自个儿从租房搬了出去。小红远离故乡，不是奔赴湛江来的，而是奔赴孙浩来的，现在她奔赴的人突然空了，她也跟着空了。她只好打道回府。
她的恋爱总是那么不顺，孙浩的孩子满了五岁，我的孩子也有两岁的时候，她依旧是孤孤单单的一片树叶，只能在风中听见自己的响声。论长相，小红是能把一条街照亮的那种女孩。有次我去店铺找她，没急于上前招呼她，而是远远地站住，并不是因为她正忙着给顾客称板栗，而是她把我迷住了。她像维吾尔姑娘那样扎着头巾，粉红色的瓜子脸，把头巾映照得如同火苗，眼睛又黑又大，眼角有淡淡的血丝，是没休息好的缘故。她的美，特别是她眼角的血丝，让我心生感动。我曾经努力去想她的恋爱为什么不能修成正果，得出的结论是：她对自己的美缺乏自觉。她长得好看，却不知道自己好看，男人们欣赏她，就如欣赏一处风景，来了，又走了。能识别风景的天然和可贵，并愿意洗去纷纷扰扰的尘世生活，在这风景里长久驻扎下来，是需要慧根的。何况女人的美和风景的美不同，女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美，那美就加倍增值，就懂得使用矜持来制造距离，矜持既能让美熠熠生辉，又能帮助自己藏拙。小红不懂这些，分明五音不全，却偏要在人前唱歌，恋爱时也不知道爱惜自己，总是无所保留地烧自己，那些冻得发僵的男人，被她烘得热乎乎的，之后就精神头十足地离开了她。
小红有些垮了。只有熟悉而且关心她的人，才能看出她的“垮”。表面上，她还是那样爱说爱笑，一站一坐，身体的曲线也还是那样气韵生动。但她的确垮下来了。因为这缘故，我生小孩过后，跟她联系得就少了。正如害怕看到母校撤走了装裱着胡坚信件的镜框一样，我也害怕见到垮下来的杨小红。
正所谓日月如梭，小红已经三十岁了。
我在想，她是不是要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啊。
她却打来电话，说她结婚了。
“为啥不通知我？”
“我本来想通知的……你猜他是谁？”
尽管城市偏狭，好坏也有几十万人口，我猜不出来。
“胡坚。”她说。
我吃惊得张大嘴巴。但很快，嘴角有了咸味儿。两个让我担心的人走到了一起，多好。
我觉得好，他们的父母可不这么看。对这场婚姻，双方家长都不满意。他俩不是谁追求谁，而是由一个既认识胡坚也认识小红的人牵线搭桥，桥搭上后，两人去茶楼见了面。从某种角度说，这次见面有失公平，因为胡坚在明处，小红在暗处，小红知道胡坚的根根底底，胡坚对小红却一无所知。后来听小红讲，她就像一个算命大师，问出的话让胡坚惊嘴咋舌，在胡坚眼里，小红通晓他的前世今生，成了聪慧到神奇的女人。他不关心现实，却向往神奇，因此欢喜跟小红聊。胡坚的母亲发现儿子的新动向，便转弯抹角地调查，知道了杨小红不过是个卖炒货的，跟好几个男人恋爱过——但这不是她调查的方向，她跟丈夫在意的，是杨小红从哪所大学毕业，由此判断她是否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胡坚是我们的传说，同时也是他父母的传说，现实中的胡坚让父母抬不起头，传说中的胡坚却令他们骄傲，他们为现实中的胡坚白了头，而在骨子里，却保存着那份发黄的骄傲，就如改朝换代之后沦落为庶民的旧官僚，还保存着前朝的任命。杨小红不仅没读过名牌大学，压根儿就没上过大学，他们怎么可能满意呢？至于杨小红的父母，不满意的理由明摆着，不需要再作说明。
尽管不满意，却也没明火执仗地反对。毕竟，两人都是真资格的剩男剩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