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鸟的名字02(第1/4 页)

关于父亲的下落，李向志是从日本的战史资料上查到的。那一年，他的保姆研究生毕业，去日本留学，想到李向志曾给她讲过他父亲的事，就多了个心眼，去图馆查找。很容易就查到了，复印下来，并译成中，寄给了李向志。李向志对每一个保姆都有情有义，保姆也都这样待他。

父亲的这种死法，算不算抗日英雄？这问题一直撕扯着他。

在成都宁夏街，有座浮雕，纪念国民党川军抗日死难者，李向志经常深更半夜踱到浮雕面前去，蹲在底座上，仰望那一张张神态各异的面孔。之所以这时候去，是他没脸。这群人是明明白白的死难者（没说是英雄，只说是死难者），他父亲却很难说。尽管难说，他依然怀着期待，期待那数十张面孔里面，有一张属于他的父亲。其实，他父亲虽是四川人，却并不是川军。

很长时间过后，他才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他父亲的下落和他的苦闷告诉我。

我觉得这是件大事，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有关部门，把他父亲所属部队的番号查清楚，再看看是怎样给他父亲下的结论。

结果他没去找。我问过几次，他都支支吾吾。

当时就我应该看出那个胆小如鼠的李向志。

他是不敢去找。他害怕。提到“部门”这样的词，他就怕。他只是在百度上输入“李新店”，偷偷地查。叫李新店的人，共有二百一十四个，他把每个人的简历调出来看，没有一个是他父亲。

“我爸分明是打日本的，”有一次他这样向我嘀咕，“国内为啥没有他的消息呢？我们年年都在8月15号这天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谴责根本没用，靖国神社在日本，人家想参拜就参拜，你也拿他没办法。我们该做的，是把抗日将士的名字一个不漏地列出来，供在某个地方，每年也在8月15号这天去参拜，这才会给日本人震慑……为啥查不到我爸的消息呢？查不到的肯定还多，他们死在抗日战场上，怎么连一个名字也没留下呢？”

我回答不了他的疑惑，此后他也就没再提起了。

关于父亲的下落，他连母亲也没告诉。

他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给当年的电焊工、现在的大画家罗眼镜去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因为罗眼镜在墙报上画了那幅插图，害得他把收音机藏起来，听掉了台湾电台的那档节目，让他伤透了心，也让他对罗眼镜怀怨。他对罗眼镜说：“你还记得吗，自从你画了那幅插图，我就再没给你打过热水了，你没和我一般见识，照样教我认字……”

罗眼镜没有回他。不知道是没收到李向志的信，还是罗眼镜忙不过来。

车又被拦下了几辆，但同时，三辆小车开走了，还有两辆中巴和两辆大车也开走了。

鹧鸪山口**起来。

那群人愤愤不平，但他们确实违规，不像我跟李向志是陪杀场。

因此那群人又把我们围住，说些貌是同情、实则煽动的话：

“只有你们这辆小车被拦下来，太冤了。”

“要是不耽误，你们早就到米亚罗了。”

有人还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到米亚罗？等吧！等到明天上午再说！”

这里距米亚罗很近，即使子夜放行，也不必等到明天上午呀？但事实上就得明天上午。他们说，出了山口，路更烂，先前的路基，全部毁掉，坑洼石块自不必说，糟糕的是，路两侧再不是山体，也不是河流，而是深不见底的谷地，白天也要十二分小心，谁敢晚上行动？除非是不要命了！

我越发的焦躁不安。到米亚罗也要明天上午，回到成都，必然是明天下午的事了。

同时，我又担心那个不要命的李向志会在夜里放行后跳出来；那种场合，他是一定会跳出来的。他很可能不仅开到米亚罗，还要一鼓作气开回成都。从米亚罗下去，就进入汶川地界，地震不久我跟他到过汶川的漩口，去年八月，我带着儿子到过汶川县城，对那段路熟悉，公路缠在山腰，感觉那公路轻如绸带，风一吹就会飘起来，把车辆和行人抛下山崖，百余米深的崖底，是波涛汹涌的岷江；“后地震”时期的峭壁上，照旧有飞石（当地人叫“地震石”），白天还可以见机行事，把飞石躲过，晚上怎么躲？我们已经在海子山险过一次了，老天爷开恩，才捡了条命，总不能奢望老天爷再次开恩。

那群人怂恿我跟李向志去找警察。他们的意图是，只要我们说通了，就相当于挤开了一道门缝，他们再加把力，自己也就能从那道门缝溜出去。我也想去找警察，但光我去没用，驾照又不是我的。

“走，过去看看。”我对李向志说。

李向志很犹疑，我便推着他走。

快到岗亭的时候，他甩开我的手，身板放正了，自己走。

警察坐在靠窗的桌前，用钢笔在报纸上写什么。

我给警察打招呼，警察嗯了一声，没抬头。

我说：“麻烦你把驾照给我们吧，我们有急事，谢谢你啦！”

警察依然没抬头。

我说：“对小车不是没有限制吗？”

警察这才把头抬起：“谁说没有？”

“我们在红原问清楚了才上路的。”

“那是红原，这是理县！”

这条路由红原和理县共管，两地各自唱戏，叫听戏的买谁的票？我正要这样问，没想到李向志把我拦开，一步抢到警察面前，给他递名片。警察板着脸，拿着名片看。名片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我都不知道写些什么。我从没见过他的名片。警察看完了，说：“你还卖乐器？”李向志连忙说：“卖呀，钢琴、手风琴、小提琴，都卖。”警察说：“我女儿是学箫的。”李向志说箫我也卖，你要是带女儿到成都买箫，找我就是！接着，他开始给警察大谈音乐，说箫在唐代称尺八，后来才叫箫，也叫洞箫，又说：“学箫是最难的，百日胡琴千日箫，口琴笛子站着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口琴笛子最容易，站着教就能教会，弦乐要难一些，需要一百天，学箫就更难了，要一千天……”他滔滔不绝甚至过度亢奋地说下去，但警察对他的话明显不感兴趣，始终板着面孔，就连他说“你女儿敢学箫，证明她很有音乐天赋”一类肉麻的奉承话，警察回声“谢谢”的时候，也是板着面孔的。

李向志懂再多的知识，有再多的话头，在这个警察面前，丝毫不起作用。

当警察终于不耐烦地站起身，走出岗亭的时候，那个胆小如鼠的李向志便现了原形。

他轻轻推我，细声说：“走，出去。”

我说慌什么，坐一会儿。

岗亭里，有一张办公桌，一排木沙发，一架笼着蚊帐的单人床。我把李向志推到了沙发上。

他半坐半蹲，说：“人家都出去了！”

我见他脸色灰暗，眼含惊恐，只好顺从了他。

中午的阳光格外强烈，朝车身走去时，感觉阳光能揭了我们的皮。那边等候的人，眼巴巴地望过来，希望能提早从我们脸上判断是否游说成功。李向志明显不想跟那群人碰面。他阅人无数，别人藏得再深的心思，也能识别出来。走到中途，他不走了，抠住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训导我：“你说话要讲究策略，刚才要不是我及时插进来，你就跟警察说崩了。不说崩还有希望，说崩了就没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