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鸟的名字(第1/5 页)
鹧鸪，你听说过吗？肯定听说过，但不一定见过。这是一种杂色鸟，背部和腹部黑白交错，头棕色，脚黄色；食物也杂，既吃昆虫和蚯蚓，也吃植物的种子。其实我也没见过这种鸟，我只是见到了一座名叫鹧鸪的山。从红原草原出来，穿过刷马路口，离米亚罗彩叶林风景区还有数十公里的时候，鹧鸪山就出现了。出现得很突兀，就像由低音区陡然升到了高音区。待反应过来时，已在高音区滑行了好长一段距离。李向志说：“按这个速度，不到中午就可以到米亚罗，这季节，彩叶是看不到了，但那里还有一绝：蘑菇汤。我们喝他一肚子蘑菇汤又继续上路，天黑前绝对能赶回成都。”他说那里最好的蘑菇是天鹅蛋，几年前他到米亚罗，买了几斤刚采下的天鹅蛋回去，送给小区里的老太婆，她们吃了，把干瘪的大腿拍得啪啪响，摇头摆脑地说：“香，硬是香！我们只在很多年前才吃过这么香的蘑菇！”这话她们差不多说了整整一年。
想到蘑菇汤，李向志兴奋了。他一兴奋起来，就嘭嘭嘭地敲着方向盘，扯长了嗓子唱歌。
他会唱不少歌，包括《羊爱上了狼》这样的网络歌曲，但那些歌他都只能用喉咙唱，不能用心唱，只有上世纪传下来的老歌，他才能用心唱。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时候，他唱的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他的家在哪里呢？尽管我跟他是忘年交、老朋友，可你也别指望我能回答你。
要说他的出生地，是在川东北，那里的万山丛中，有一个镇，叫响水滩，顾名思义，镇前有条河，河里有片滩，水从滩上流过，淙淙有声，竟日不绝。响水滩是个偏僻小镇，一条独街，人户很少，全都是木头房子，因地势逼仄，房子挨房子，站在两幢房之间朝上望，只能望到一线天。死的死，生的生，好多辈人过去了，房子却从没维修过，某一天，村西的跛了梁柱，朝村东倒，便一倒百倒；东头的河湾上，有棵巨大的黄桷树，全镇的重量，都压在那棵树上。即便如此，居民也没想到去把房子扶正。反正树不会断，房子也不会塌，扶正干吗呢？这么歪歪扭扭地住着，还别有风味的。
因此可以说，响水滩镇是建在一棵黄桷树上的。
李向志的家就紧挨黄桷树。
家里住着两个人：他和他的母亲。他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属打仗不要命的那种；打仗的人本来都不要命，而他父亲是属于特别不要命的那种，手榴弹都飞到脚底下冒烟了，他还要捡起来，看看是哪家兵工厂产的，再一挥臂扔回去。他在抗战晚期做了尉官，解放战争打响的前夕，据说晋升了，但只是据说；自从怀上李向志，他女人也再没见过他。199后，竟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当地谁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军官，长天白日来问那个虽不能说是寡妇，但事实上就是寡妇的女人，探听她男人究竟是被解放军打死了，还是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多半是去了台湾，要是阵亡，总有个名单的，名单一层一层地递交下来，终究会交到镇上，交到家属手中，可镇上不知道，家属也不知道。
很小的时候，李向志就听母亲说：“你爸死了，是解放军打死的，死得好！”——这是白天。夜里，那个圆脸长身的女人又说了另一种话，她说宝贝儿，你爸没死，你爸去了台湾……她说你个不要天良的，你真的去了台湾吗？听说蒋介石只带走了金条、高官和高官的太太，你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儿，蒋介石舍得在轮船或者飞机上给你一个座位吗？你别果真挨枪子儿了哇！然后是哭泣。
那时候，李向志躺在母亲的肚皮上睡觉。
母亲的皮肤跟她的衣服一样，总是散发出河水和太阳的香味。
可她一哭起来，香味就跑了。她的肚皮一紧一松，常常把李向志弄醒。
对父亲的下落，镇上人似乎比母亲更有把握，他们咬定了那个比女人低一个头的矮壮男人，就是逃到了台湾。凡逃到台湾的，他们一律称为特务，大人孩子骂李向志，就一句话：“特务杂种！”母亲挨批斗，罪名也是特务婆娘；本来该叫“特务的婆娘”才对，叫起来不方便，把“的”字省掉了。然而语言也是物质，叫着叫着，她就真的成了特务，说她家里藏着发报机，每天晚上，她都在滩声的掩护下，给台湾发报，约定反攻大陆的时间。家里天天都有人来，把坛坛罐罐捣碎，甚至把收藏起来准备过冬的南瓜、土豆、红苕之类，也用铡刀剖开，逐个检查这些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东西里面，是否藏着通敌的机关。头儿是个穿制服的大胡子，除领着人来，隔那么几天，他还单独来李家，都是深更半夜来；他这时候来不是寻机关，而是干特务婆娘。李向志跟母亲睡在一张**，有时候睡着，有时候醒了，醒来后眼睛明碌碌地睁开，晴朗的夜晚，月光从亮瓦和龇开的门缝、板壁间漏进来，大胡子就能看见那双眼睛。看见了照样干。
多年以后，大胡子才神神秘秘地对他身边的伙计们说：
“嗨，我简直没想到特务婆娘跟其他女人是一样的！”
大胡子说这话的时候，李向志和他母亲都早已离开了响水滩。
李向志比母亲先离开。是逃走的。那天夜里，风跑得很急，云堆得很厚，闪电把云层劈开，在街上蛇行搜索，每次都像找到了目标，扔出炸耳的雷声。镇上人都缩在家里，大胡子也没有出动，母亲好不容易睡了个安稳觉。夜半时分，李向志悄悄从母亲身边溜掉了。他没走大门，而是从窗口爬出去，攀住黄桷树的枝丫，下到河沿，用裤带把鞋袜衣裤缠在头上，凫水过河，钻进林莽。林莽绵延不绝，他选定一个方向，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前方是何方，他不知道。半个月后，到了凤凰山，站在山头，望见了河谷中的一座城。老天爷呀，天底下真有这么大的城吗？这个从响水滩来的人，被城市的大吓坏了，不敢下山。又走几公里，城市像根虚线那样越拖越淡，山脚下再无大楼和街道，只有被砖墙围住的、呈“П”形的几间水泥房，房顶伸出的一根烟囱，有天那么高；砖墙背后，躺着一片地，种着萝卜，翠绿的樱子上洒满黑灰。他沿茅草覆盖的小路踅下去，蹲在地里，拔萝卜啃。
牙齿只刮到了皮上的泥，就听到一声暴喝：“干啥子！把你龟儿子烧了！”
这地方是达州城的殡仪馆。
萝卜是殡仪馆的职工种的。樱子上的黑灰，是从烟囱里飘上去又沉下来的骨灰。
李向志说，正是那个穿着白大褂、要把他塞进火化炉烧掉的人，帮了他的忙。也可以说，是李向志的那张脸帮了他自己的忙。他的腿脚没跟母亲长——母亲双腿颀长，他的又粗又短，大概像他父亲——脸却跟母亲的看不出多大区别，圆得像月饼，给人喜庆和至诚的印象；算他运气，碰上那白大褂特别喜欢长这种脸形的人（他是殡仪馆的整容师，连这种脸形的尸体他也打理得精心些），不仅让他啃了三个萝卜，还把他送到了达州钢铁厂。整容师的哥哥在那厂里负责后勤，眼下正好缺个锅炉工。
李向志的这些话是否可信，很难说。就算他真是以这种方式进了达钢厂，那整容师的哥哥怎样盘问并收留了他，也是一个谜。那时候弦绷得吹弹即断，不可能随便收留人，尤其是当这个人衣衫褴褛，又来历不明。我估计他当时撒了谎，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叫李向志，直到由临时工变成正式工，母亲也不再是特务婆娘时，他才恢复了本名。
他在达钢厂一干多年。
然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成都人了。
他自己说，从达钢下岗来到成都后，他就做生意，但我至今说不清他做的哪门生意，只感觉他像个成都土著，靠房屋拆迁得了一笔赔偿，或者靠租赁祖上留下的门市，便百事无忧地混着日子。他一天的主要工作是喝茶。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隔三岔五的，就接到他的电话，让去他家附近的百花潭喝茶。开初抹不下情面，我去过几回，以后就坚决不再去了。百花潭是个免费公园，在青羊宫隔壁，只要不下雨，露天坝的竹椅上就没空过人，从早上八点开始，喝上午茶，喝到中午，要份盒饭吃了，接着喝下午茶，一直喝到晚上六点，又要份盒饭吃了，接着喝晚茶。世人都知道成都人休闲，其实他们不知道，打牌也好，喝茶也好，在成都人这里都并非休闲，而是当成事业来做的。李向志仰在竹躺椅上，自始至终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我却类同于受刑。
那时候我来成都一年多，借钱买了房子，就啥事不干，只猫在家里写小说。但没有人愿意要我的小说。别人不要我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白天写了，晚上又写，就这么昼夜兼程，不停地写下去。我实在不该跟李向志坐在茶桌上混光阴。他跟我不一样，他没什么可焦虑的：离婚多年，单身一人，母亲在疗养院，儿子在美国，只要把钱给足了，老少都不用他操心。而钱他是不愁的。虽然我拿不准他做的哪门生意，但他的确不差钱用。再说，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多少话可以交流，大部分时间，都是茫然地盯住从树叶间漏下的阳光斑点，或者看一只不怕人的鸽子（他硬说是斑鸠）捡食地上的饭粒。邻桌的茶客同样如此，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说些与自己的生活毫不沾边的闲话，比如好莱坞明星的私人飞机，本·拉登有多少替身，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到成都后，怎样提防刘湘造反，又怎样跟夫人闹了矛盾，独游峨眉山时两次朝侍卫发火，诸如此类。我几次说走，李向志都把头摇几下，把手摆几下：“慌啥？小说是闲出来，哪里是慌出来的？”
他仿佛什么都懂。这也像成都土著。成都人的茶桌是传播器，天上有颗星星打了个摆子，中南海有个人打了个喷嚏，成都人也知道，并在茶桌上迅速传开。这里没有天上地下，不管多么遥远多么神秘的东西，都会无形无迹地化为世俗，化为民间。李向志浸染其中，如鱼得水。
他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唱得断断续续，唱两句，停了，过一会儿又唱。方向盘倒是一直在敲。他右手的中指背上长着一撮绿毛，每敲一下，那撮绿毛都水草似的披拂开来。
我说你别敲了，你认真开车吧！
他笑嘻嘻的：“你害怕了？”
我老实承认，是有些害怕。
鹧鸪山的路况本来就差，又正在翻修，不是一般的翻修，而是搞得天翻地覆的那种。据说数月之后，有位大领导要去红原。路上到处是坑，还蹲着尖削的石头。昨夜下过雨，坑里积满水，不知深浅，从坑道经过时，车身似要倾倒；石头都长着牙齿，把底座咬得嘎吱嘎吱响，车行老远也不丢口。
然而，我越说害怕，李向志把方向盘敲得越响，车也开得越快。
我知道他是在显示，显示自己的“不要命”。
他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自己的“不要命”。对此，第一次跟他去川西高原，我就见识过了。那是八年前，我跟他结识不满三个月，春节就到了，除夕天夜里，他打电话来，问这几天有空没有，我以为他是要聚一下的，就说有空，他说好。只说了声好，别的啥也没说，次日一早，他就把车开到我的小区门外，我才知道是要去高原。我啥也没准备，他说，不过出去玩几天，准备个球哇！
这次出行并没有特定的目标，走到哪里，想回去了，就回去。到二郎山我就想回去了！那地界，雪山围裹，老鸦乱飞，老鸦边飞边叫：“哇——哇——”在我们老家，听到老鸦叫是不吉利的，是要死人的。我心里发寒，李向志却放声歌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他的歌声把山唱得更高，也把天唱得更蓝。孤鹰在高空盘旋，看上去不像寻找猎物，而是炫耀它的孤独。过了康定，次第翻越高尔寺山、剪子弯山、卡子拉山，海拔都接近五千米的，我嘴皮发乌，呼吸困难，他却依旧高歌，嘭嘭嘭地敲着方向盘。两天过后，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县城理塘县。李向志把车往加油站开，说：“把油加满，找地方吃顿饭，就打道回府。”我这才精神一振，想好生跟他说几句话。
一路上，我都没好生跟他说过话，我不是敷衍他，就是顶撞他。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或许，我根本不该把自己的落脚点选在成都，也根本不该跟李向志认识，更不该跟他成为朋友。
加油的师傅见我们的车是省城牌照，很惊讶：“你们真不要命啊，这季节……要去哪里？”
不是说吃顿饭就回去么，可听人夸奖“不要命”，李向志想也没想，大声说：“稻城！”
师傅豁着嘴，老半天才咕哝出一句：“那你们是真不要命了！”然后给我们举例，说前年五月，他儿子开车送几个香港客人去稻城，途中翻越海子山，客人吓得惊叫，继之痛哭。又说去年八月，警察在山谷中发现一辆残车，车里躺着一对男女尸骨，据推断，这对男女已死三年了。
师傅不知道，他越这样说，李向志越来劲。我也根本拦不住他，车是他的，又只有他会开。
不到川西，不知中国之大；不到海子山，不知高原之险。旋风把玻璃推开，车里沙雾弥漫，睁不开眼。眼镜片上积了厚厚一层沙土，头发变黄，摸上去像陈年的地衣。待风沙止息，暗冰四伏的路面，又窄得像根舌头，两侧深不见底，陡直的崖壁棵草不生，车轮一半贴地，一半悬空。到这时候，想撤退也没个地方倒车了。即使能倒车，李向志也不会撤退。车行数十公里，都荒无人烟，唯獐、鹿、豹潜踪匿迹。四野乱石，草地稀疏，只有烈风送走日月，不知豹们以何为食，如何安寝。人家熟悉这段路的，也把车开得如蜗牛爬行，李向志却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拐过一个手肘形弯道，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一条小狗，追着我们的车咬。李向志乐呵呵的，说：“兄弟呀，高原上的狗也寂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