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鸟的名字(第2/5 页)

话音刚落，车就长了翅膀……

不知过了多久，两人清醒过来。钻出车外，发现车是朝崖下翻去，但有块石头挡住了它。没这块石头，我们就要像那对男女，很可能几年后才被发现，也可能永远发现不了。

我们都没大受伤，只扎了满头满脸的玻璃碴。

李向志把玻璃碴拈去，哈哈大笑，“照相照相！”他说。

随后他走近晃晃悠悠的车身，从后座拉出相机，让我给他照张人和车的合影。

回到成都后，他把这张合影发给了他所有的熟人。

有时候我想，李向志为什么那么在意让别人觉得他不要命呢？

他是真不要命，还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不要命”的父亲的怀念？

当然，怀念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很奇怪的，我们无法想象去怀念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似乎用追随更恰当。李向志是在“追随”他的父亲。

在达钢厂领到第一笔薪水后，他既没想法给母亲写信报告行踪，也没买吃买穿，而是买了一部收音机。他的薪水低得出奇，不够买一部收音机，便找工友借。给他借钱的是个电焊工，酷爱美术，因此还负责厂里的宣传画和墙报插图。此人姓罗，戴着深度眼镜，大家都叫他罗眼镜，十余年后，罗眼镜因一幅作品，不仅名震画坛，还波及化界和思想界；那幅作品用画领袖人物的尺寸和笔法，画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电焊工罗眼镜会有那么大的出息。他跟李向志住在同一间宿舍，夜里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两人便翻过围墙，去偷农民的白菜。那正是武斗搞得如火如荼的年月，不少人，包括工厂附近的农民，都有枪。因此，尽管只是偷白菜，也冒着丢命的危险，从买来收音机那天起，李向志夜夜收听。虽然跟罗眼镜在偷白菜的时候结下了战斗友谊，他还是做得很小心，用被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捂住，声音开得如同蚊子叫，一个人听。

他听的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是台湾电台——那时候，叫敌台！

罗眼镜知道他在听敌台，但罗眼镜不动声色。

二十多天后，李向志下班回来，见路边的墙报焕然一新，便走过去看。

他没上过学，一天也没上过，本是不识字的。在他老家响水滩，每隔十天半月，就要放场露天电影，只要银幕上现了字，全场都念，比如放的是《英雄儿女》，片名出来，全场便响起不甚整齐却格外高扬的声音：“英雄儿女。”接着是制片厂家。电影结束，念字的声音再次响起：“一九六四年。”但还有一个字呢，人人都知道还有一个字，因为那时候，每部电影都不止看十遍八遍，大家站起身，提上凳子，等那个字出来，念了，才离开，不会念的，也要听了才离开；那个字是：“完。”每次听别人念字，李向志都抬头望天。天上是一个空洞。到了达钢厂，跟罗眼镜住在一起，他见罗眼镜既看又画画，还在画上题字，便去讨好罗眼镜，想跟他学认字。他讨好的办法除了偷白菜时跑在前头，还就地取材：每次回宿舍，都给罗眼镜提一桶热水，让他洗脸洗脚。罗眼镜每天教他三十个字，他把这些字当饭，不是认字，是吃字。没过几天，厂里放电影，当金光闪闪的五角星推出了片名，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认识那几个字，便挺着胸膛，唱歌一样念。他的声音比蜂鸣箱里的还大！全场都奇怪地盯住他，他也很奇怪地盯住别人。他知道，厂里识字的人，比响水滩的多，但厂里的人看电影，却不高声念字，这让他异常震惊，也格外失望。

但毕竟，他识字了，他为字着迷，路上看到脏不可忍的碎报头，也捡起来看，别说新换的墙报。

然而那天，他走近墙报，一个字也没看清，脱壳里就像放礼花那样炸开了。

右上角有幅没有题目的插图：一个人，整个上半身被铺盖笼着，只把屁股露出来，高高翘起；头部的位置，伸出一根天线。

谁都能看懂这幅画的意思。

“罗眼镜把我卖了……”他想。他听敌台，并没想卖国，只不过想听到父亲的消息。他还没有听到父亲的任何消息。午夜时分，台湾电台有个节目，介绍军队旧将，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的川东北人，他听到了七个人的名字，这七个人，军衔最低的也是少将，他父亲抗战晚期才做了尉官，就算青云直上，也混不到将官，但他相信，从高到低，总有一天会说到他父亲的。——却被罗眼镜出卖了。

他把收音机藏进了农民的菜地，等着别人来抓他，把他打进大牢。

可好几天过去，都风平浪静。

这几天，罗眼镜照常教他认字，但没有一个字他是记住的。

有天晚上，罗眼镜把三十个字写好，他刚坐过来，罗眼镜突然问：“你为啥不听收音机了？”

他噌的一声坐得梆直。

罗眼镜说：“墙报上那幅画，只不过是我的一幅作品，与你有啥球相干？”

原来，罗眼镜没打算出卖他，那幅画，只不过是他的一幅作品。

但李向志不放心，直到再次更换了墙报，他才去把收音机取回来。

收音机埋在很深的土里，已严重受潮，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杂音很重，别说听敌台。他把耳朵贴在机身上，尽量不漏掉一个字。听出的结果，是那个栏目已经停办了……这都是罗眼镜害的。

次日一早，他把收音机扔进了炉膛。

事过多年，当得知了父亲的真正下落后，他才原谅了那个已经成为大画家的人。

李向志很少谈到他的母亲。他怀念或者说追随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却对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极少提及。在我的印象中，关于母亲的话题，他只主动给我谈起过两次。一次是遮遮掩掩地讲述大胡子怎样半夜三更到他们家，另一次，是我俩在一家咖啡馆里，他说到自己当年为什么从故乡逃跑。

他说兄弟，我实在不忍心看我妈挨斗。响水滩斗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可能扇耳光，跪柴块，或者在毒日头下罚站，响水滩不这样，他们把斗争做成娱乐，事先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伙，在镇子中央的祠堂里（枯水季节，就在河滩上），占据天、地、人、和四方，把我妈这样的牛鬼蛇神夹在中间，你一肩膀撞过去，我一肩膀顶过来，比谁把力道拿捏得最好：既不把人撞倒，又要撞得足够有力，让牛鬼蛇神打出的趔趄，像扭出的舞步一样好看。笑声把响水滩的天都掀翻了。观众笑，甩肩膀的笑，斗争对象也要笑，不笑就证明你不高兴，就一直这么撞下去，直到你笑出来为止。他们的脸的确笑了，但那是假笑；他们的屁眼才是真笑：好些人的屎尿都被撞出来了。当时有人给这种玩法取了个名字，叫“开天劈地”。真是名不虚传。我母亲的屎尿没被撞出来，却从裤管里掉下一团血糊糊的东西。那是卫生巾。那时候不叫卫生巾，叫月经带，一根丝瓜样的长条形布袋里，塞满柴灰，吸女人的血水。

而下一回跟我聊同样的话题，他又不是说的这回事，而是说太饿了。他说响水滩那旮旯，除了鹅卵石，啥都不产，家里来了客人，就捡一盆鹅卵石，用盐炒了，你拿一块，我拿一块，滋滋地嘬那卵石上的盐味儿。后来食盐紧缺，连这道菜也端不出来，就只有大眼瞪小眼。他想活命，只有逃走。

第三次聊，他说的是：兄弟，不跑，我就结不到婆娘。响水滩人人都知道我的底细，谁愿意嫁给我？我想啊，想婆娘啊！当时我以为，只有特务婆娘的儿子才想婆娘，到达钢才明白，罗眼镜也跟我一样想，罗眼镜根正苗红，怎么也想呢？这让我相当吃惊。他想婆娘，就把婆娘画出来，有次我俩偷回一窝白菜，我拿刀正要切，他说别忙！之后提起画笔，画那窝白菜，结果他画出的是一个女人，绿衣绿裤，水灵得要让人晕倒……我感觉响水滩的年轻女人都知道我在想她们，跟她们碰面，我的头抬起来不是，低下去不是，我在她们眼里，五脏去了四脏，只剩下一颗肮脏的心，我能不跑吗？

他说了这么多，但我觉得，在为什么逃跑的问题上，他一直在十分真诚地欺骗自己。

他没骗我，而是骗他自己。

他说出的每一种理由，都可以看成理由，却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他恨自己的母亲。

自从到了成都，他就把母亲搁在疗养院里，如果他是个大忙人，还情有可原，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那回他去米亚罗买了几斤天鹅蛋，也是送给小区里的老太婆，让她们尝了鲜，却没给母亲尝尝。最奇怪的是，2008年5月20日，也就是汶川地震一个星期过后，我坐他的车去北川，刚到绵阳，他接到一个电话，是成都某敬老院的马院长打来的。李向志怒气冲冲，说马院长你别管她，她撞死了我不会找你们说半句话！她不会死的，要是她真想死，为什么撞铺盖卷呢？为什么不往墙上撞呢？言毕啪的一声关了手机。之后车开出十几公里远，他依然是满脸怒容。

马院长来电话，自然是说他母亲，他怎么会这样？

有回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老婆就是被我妈赶走的。”

他似乎是想表明，因为这件事，他才恨母亲。他说他老婆很漂亮，是达钢厂的厂花。这话我并不相信，凭他的地位和长相，不大可能把厂花弄到手，除非达钢厂的男人全都不喜欢漂亮女人；话又说回来，就算老婆真是厂花，婆媳间起一些争执，也是平常不过的事，为这事就离婚，错不在母亲。

我有一种感觉，他对母亲的恨，并非离婚之后才有，而是在响水滩就有了。要不然，从响水滩逃走的那个夜晚，为什么把母亲瞒住？他这一逃，就是十二年，在这长长久久的时日里，他没给过母亲一个消息，开始几年倒说心存畏惧，八年之后，形势变了，他不仅可以给母亲写信，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把母亲接走，但他没有写信，更没有及时去接……